现代化进程中，欧美日韩社会经历了从传统“有马”时代（象征农耕文明对自然的亲近与文化认同）到“无马”时代（工业与数字文明对传统生活的重构）的剧变，城市化与技术革命加速了传统生活方式的消解，人与自然的疏离、社群关系的弱化、文化记忆的断层随之显现，欧美在消费主义与个体化浪潮中面临精神困境，日韩则在快速现代化中遭遇传统与现代的撕裂——韩国的“脱节”一代、日本的“孤独死”现象，均折射出文化认同的危机，这种疏离不仅是物质形态的变迁，更是精神家园的失落，成为现代性难以回避的全球性命题。

在纽约第五大道的钢铁丛林里,东京涩谷十字路口的人潮中，伦敦金融城的玻璃幕墙下，首尔江南区的霓虹灯影间，“马”正以一种近乎消失的姿态，成为都市生活的遥远注脚，这个曾与人类文明深度绑定的动物，在欧美日韩的现代化进程中，逐渐从“生活必需品”蜕变为“文化奢侈品”，甚至成为一种“无马”的日常景观，这种转变不仅是技术迭代的结果，更折射出传统与现代、实用与象征之间的复杂博弈。

“有马”的时代：马作为文明的基石

在工业化浪潮席卷之前,马是欧美日韩社会运转的核心“齿轮”，中世纪的欧洲，马匹是骑士精神的载体，也是战争与贵族地位的象征——没有马，便没有封建制度的权力网络；18世纪的美国西部，拓荒者依靠马匹征服广袤大陆，牛仔与马的故事成为国家神话的底色；江户时代的日本，马是运输与农耕的主力，甚至“马印”（旗印）成为武士身份的标识；朝鲜王朝时期，马匹更是军事与交通的生命线，王室设有专门的“马廨”管理马政。

彼时的“有马”，是生存的刚需：农民用马耕田，商人用马运输，士兵用马征战，马不仅是工具，更是文化符号——欧洲的赛马会融合了贵族社交与体育竞技，日本的“竞马”仪式承载着祈福的信仰，韩国的“马舞”则是农耕文明的活态记忆，马的身影，遍布田间、街道、战场，与人类的喜怒哀乐深度交织。

“无马”的转向：现代化进程的“去马化”

19世纪中叶以来,工业革命与科技革新彻底改写了人与马的关系，汽车的发明让马匹在运输领域的优势荡然无存：1908年福特T型量产车下线后，美国城市里的马车行在十年内减少了80%；日本的明治维新后，铁路与蒸汽机逐步取代马匹，到1920年代，东京街头的马车已从高峰期的数千辆锐减至不足百辆；欧洲在二战后，随着高速公路网的形成，卡车与客车彻底终结了马车的长途运输功能。

农业领域同样经历“去马化”：拖拉机、收割机的普及让马匹从农田中消失，1950年代，美国农业机械化率突破80%，马匹数量从1920年的峰值2500万头骤降至1960年的300万头；日本在19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，传统农耕被集约化农业取代，到1980年代，全国马匹数量不足10万头，仅为1950年代的1/5。

城市化则加速了“无马”的日常化：当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，马匹失去了生存的空间，在首尔，1960年代仍有马车在钟路区运送货物，但1970年代地铁开通后，马车迅速淡出；伦敦的最后一条定期马车线路在1947年停运，如今只在旅游区保留少量马车作为“怀旧景观”，马，从“身边的存在”变成了“远方的传说”。

“无马”的存续：作为文化符号的“马”

尽管“无马”成为现代都市的常态，马并未彻底消失，而是以“文化符号”的形式在特定领域重生。

在欧美,赛马产业演变为顶级体育与娱乐经济，英国的德比大赛、美国的肯塔基 Derby、法国的凯旋门大赛，不仅是百年赛事，更是时尚、社交与资本的狂欢，一匹顶级赛马的价值可达数千万美元，马主、骑手、育种机构构成庞大的产业链，马匹在这里成为“速度与激情”的象征，远离了实用功能。

在日韩,马则更多承载着传统与信仰的重量，日本青森县的“睡魔祭”中，华丽的马队（“睡魔马”）在街道巡游，祈求驱邪与丰收；奈良的春日大社仍保留着“马见丘”古迹，古代在此献祭马匹以求神庇佑；韩国江原道的“平昌马术公园”将传统马术与现代旅游结合，游客可体验“韩国马术”（Korean Horseback Archery），感受朝鲜王朝时期武士的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