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颗红润饱满的熟樱桃，是1979年午后的阳光筛进竹篮时的暖，母亲从集市带回，指尖还沾着露水的凉，樱桃却已透出熟透的甜，我小心捻起一颗，汁水在舌尖漾开，是那年夏天最清冽的甜，也是灶台边母亲笑意里的暖，时光流转，樱桃的甜早已化作记忆底色，而那三颗小小的红，始终在1979年的光影里，温着岁月，甜着心房。

1979年的夏天，像一块被晒得发烫的旧棉布，裹着小县城的燥热与蝉鸣，那时我七岁，刚上小学一年级，对世界的认知还停留在糖纸的闪光、铁皮青蛙的蹦跶，以及母亲藏在围裙口袋里偶尔会出现的半块硬糖，那年夏天，我第一次尝到了熟樱桃的味道——不是现在超市里码得整整齐齐、泛着冷光的大果，而是三颗裹着绒毛、红得发亮的熟樱桃，像三粒小小的火种,在我记忆里烧了四十年。

布包里的“稀罕物”

那年开春，父亲在县里的建筑队找了份活儿，母亲则在街道缝纫组踩缝纫机，家里日子依旧紧巴，但粮票布票之外，偶尔能多出几块零花钱，七月的一个傍晚，母亲下班回来，手里没像往常一样拎着菜篮子，而是攥着个洗得发白的小布包,布角还沾着几根线头。

“妈，啥呀？”我凑过去，鼻子动了动,闻到一股淡淡的甜香。

母亲没说话，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——里面躺着三颗樱桃，它们挤在一起，皮薄得像纸，红得透亮，顶端还带着根嫩黄色的小蒂，像戴了顶小帽子，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，给樱桃镀了层光，绒毛在光里轻轻颤,像刚睡醒的婴儿。

“哪来的？”我咽了口唾沫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。

“单位发的，”母亲笑了笑，眼角的皱纹像水波一样荡开，“缝纫组给赶制了一批外贸衬衫，老板高兴，给每个女工分了半斤樱桃，我留了三颗，给你尝尝。”

三颗樱桃的“分配仪式”

母亲把樱桃放在搪瓷盘里，用清水冲了冲，她没让我直接抓着吃，而是拿根筷子，轻轻夹起一颗,递到我手里。

“慢点儿，别掉地上了。”她叮嘱。

樱桃皮一碰就破，我学着母亲的样子，先用舌头舔了舔——甜！不是糖精那种齁甜，是带着点微酸的清甜，像把刚摘下来的草莓揉碎了含在嘴里，接着我轻轻一咬，汁水“唰”地涌出来，顺着嘴角流到下巴，我慌忙用袖子擦，母亲笑着用拇指给我抹了抹，说：“馋猫。”

还有两颗，母亲没让我吃，她把一颗放在父亲碗里，父亲正在啃窝头，看到樱桃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哟，稀罕物！给娃吃，我不馋。”母亲把樱桃往父亲碗里推了推，父亲却用筷子夹起来，又放回母亲碗里：“你成天踩缝纫机，手指头累，你吃。”

母亲没再推，把第三颗樱桃又夹到我碗里：“你爸说的对，你正长身体，吃。”三颗樱桃，我吃了两颗，父母各吃了半颗，父亲的半颗，他含在嘴里，半天没咽，说：“甜，真甜。”母亲的半颗，她用手指捏着，慢慢抿，嘴角一直弯着,像盛了整个夏天的阳光。

1979年的“甜”

那年夏天，小县城的街边还没摆满樱桃摊，水果店里只有苹果、梨，偶尔有香蕉，贵得要命，一根要两毛钱，樱桃是“稀罕物”，一般人家舍不得买，除非有喜事，或是像母亲那样，赶上了“发福利”的好事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母亲那天的“福利”，是她加班到晚上九点才换来的，缝纫组的订单催得紧，她们连着赶了三天，老板才额外给了樱桃，母亲把樱桃带回家时，手指头被缝纫机磨得通红,还起了好几个水泡。

“妈，你手疼不疼？”我看着她缠着创可贴的手问。

母亲摇摇头，拿起一颗樱桃，在我眼前晃了晃：“疼啥？你看这樱桃多甜，妈心里甜。”

那晚，我躺在床上，嘴里还留着樱桃的甜味，窗外蝉鸣阵阵，远处的建筑工地上传来“叮叮当当”的声音，父亲说，那是改革开放的“号子”，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，我不懂什么是“改革开放”，我只知道，那天晚上的樱桃很甜，母亲的手很温柔,父亲的话里带着盼头。

后来，再也没那么甜的樱桃

后来，日子真的一天天好起来，街边有了水果摊，樱桃从初夏到深秋都有，个头越来越大，价格越来越便宜，我吃过进口的车厘子，吃过冰镇的樱桃，吃过裹着巧克力的樱桃,可再也没有1979年那三颗熟樱桃的味道了。

不是樱桃变了，是我变了，我长大了，见过了太多好东西，再也体会不到当年攥着那三颗樱桃时，那种小心翼翼的欢喜，那种把甜含在嘴里、舍不得咽下的珍惜。

前年母亲过生日，我买了一盒进口大樱桃，红得发亮，个头比我的拳头还大，母亲看着樱桃，笑了笑，说：“哪有当年